齐奇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到，杭州中级法院审理的上市公司——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，入选了2007年全国最受关注的“维护和谐”十大案件。海纳公司15家债权人申报债权总金额达5.42亿元，其中债权本金4.05亿元；而截至重整申请受理日，该公司资产价值为1.1亿元。大股东大地公司按海纳资产价值1.1亿元为基数提供等值现金，用于清偿债权人。债权人的债权本金获得25.35%的清偿，债权人免除海纳公司剩余本金和全部利息债权及其他债权。2007年10月24日召开的海纳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，各债权人就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表决，结果以12家同意、1家不同意、2家弃权通过了重整计划。法院裁定批准了这一重整，使其成为了法律事实。上市公司海纳科技得以重生，免于破产。
　　这样的“救活企业”并非个例。浙江华联三鑫石化公司计划总投资100亿元，要打造世界一流的PTA生产基地，年销售收入要实现150亿元以上。结果公司因期货交易等原因巨亏，债台高筑，停产一个多月，工人面临失业，巨额投资设备面临闲置报废。其原控股股东上市公司“华联控股”也于10月7日停牌。绍兴县委、县政府对三鑫进行重整保护，维护企业秩序，与各家银行和众多企业进行磋商洽谈，结果两家债权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、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资9亿元和6亿元，于10月24日进驻接管“华联三鑫”。11月7日，公司恢复生产。
　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政府干预企业、干预经济行为成了一道风景，这样的新闻不绝于耳。其实之前，由于银根收紧，国内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早就开始发生。政府对经济状况的担忧，催生了一种司法新理念，即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，司法权从“严惩企业违法行为”转变为“既惩处犯罪同时要救活企业”，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司法新理念。
　　我最近到荷兰考察访问，特别向他们的教授、法官、律师问了他们国家对公司人员犯罪的处理方法。他们说，他们很少有公司犯罪的概念。因为公司大都是私营的，都是经济纠纷，用民法就可以调整，不必要用刑法。美国安然公司欺诈案发生后，他们对公司欺诈犯罪才开始重视起来。我对比研究后发现，一是我国大公司多为国有，为保护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刑法中有很多公司犯罪的条款；二是我们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方法去处理经济问题，不习惯用民法、行政法来处理公司私权利问题，动不动就先抓人，搞得公司高管都很没有安全感。“打击”观念之下，企业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。
　　今年，企业碰到了一个好时候。国家重视和谐和就业，强调社会稳定，金融危机下政府全力以赴保企业，特别是大型的就业率高的企业。这促进了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的“救企”观念的产生和实施。如果这个观念延续下去，我国的企业无疑是因祸得福。
　　当然，“救企”不等于放纵经济犯罪。对于以欺诈手段掏空公司损害公众利益者、以各种手段诈骗财产者，司法机关不会也不该宽宥。司法机关对企业高管的追究，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，特别是一些国企高管的渎职犯罪问题——“赚得再多都是应该的，一旦失误就抓起来判刑”，这种观念也要改变。有个被查了一年多的大型国企高管曾对我说，积其一生之经验，得出“天下第一傻，国企第一把”。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治理公司的司法现状。
　　因此，我期望“救企”理念能够成为一种司法的长期理念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，无论政府还是国家司法机关，都能够转变原先的以“惩”为主的理念。
　　（作者系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，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，中华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）